《中国非营利性评论》2012年度笔会暨优秀作者经验交流会（12月7日上午）
会议时间：2012年12月7日
会议地点：天津宾馆
会议内容：
税兵：各位师长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中国非营利性评论》2012年度笔会暨优秀作者经验交流会现在开始。我是上一届获奖作者，也是《中国非营利评论》热心读者。我想自我介绍从官老师这儿开始。
官有垣：各位学术界的先进你们好！我是官有垣！我来自台湾中正大学我任教在社会福利学系，过去曾经多次来北京等等地方跟大陆的学者交流。这次非常感谢王名老师的邀请，谢谢大家！
王名：各位早上好！我叫王名。也是《非营利评论》研究所负责人，非常高兴参加我们的笔会，和接下来的学术活动、和大家交流。
吴玉章：各位老师我来自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很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感觉这个范围虽然不大，但是专业、而且有针对性的课题，我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讨论中有很多思想的碰撞！
周延风：大家早上好！我来自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自从这个笔会第一届开始，我每年都来参加，只要接到邮件就赶紧报名，而且不光我本人来，第一届获奖的文章还有另外一位作者，罗文恩老师也过来，我也带了两位学生过来，非常感谢王名老师给我们提供这样好的平台。谢谢！
刘骁军：各位老师好！我是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的，负责法学著作的编辑出版。
朱晓红：大家好！我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也是《非营利评论》的工作人员。
仝志辉：我是《非营利评论》的主编，从创办到现在。感谢大家来参加。
王名：从谋划，从设想到名称。
林奇富：大家好！我来自吉林大学政治学系，非常感谢组委会邀请，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学习。《非营利评论》我看了很多期，收获非常大。
董文琪：各位好！我来自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常高兴参加本次会议。我也曾经是《非营利评论》编委之一。之后要转换身份更多读各位好文章。
陈洪涛：各位好！我来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罗文恩，今天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各位交流学习。我和周老师这五六年一直在做公益慈善的研究，我们主要从管理角度切入，希望未来和大家更多交流，希望把公益行业交流。
陈志祥（音）：我现在在明德公益中心工作，上个月刚刚成功注册，是和清华大学相互合作的。
王春婷（音）：很高兴认识各位老师，希望和各位老师学习，有所收获。
丁一菁（音）：各位老师好！我也是王老师的博士后。希望今天和各位老师讨叫、学习。
聂习（音）：各位老师好！今年开始承担一些评论的编辑工作，另外笔会也是第二年参加了。希望能够像去年一样收获到更多东西。也谢谢各位。
赵晓风（音）：各位老师好！希望能够和各位有更多交流。
褚平（音）：大家好！
蓝裕欣（音）：大家好！我是王老师的博士后、在这边待了五六年了。
宁志刚（音）：大家好！我是研究所的博士后。
李健：我是NGO所王老师的博士后，在座各位都是知名学者，非常荣幸在这里能够见到大家，希望和各位学习。
李颖（音）：大家好！我来自台湾中正大学。
杨丽：我关注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与作用。
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另外我们这儿也有中国高校社会学专业的杂志《社会》，我本身也在杂志当中承担一些工作，我们也可以向王老师学习《非营利评论》的经验。
张华：大家好我是民族大学的，我是在座唯一一个一直购买《非营利评论》的，从一期开始，读了大家各位的好文章，希望以后得到更多指点，谢谢！
吴建平：中国管理学院公共学院，我和黄晓春都是学社会学出身，之前和在座各位并没有太多的交流，希望今天能够通过这个机会从别的学科学习更多的关于怎么样做科研、怎么样写论文的经验。谢谢大家！
刘求实：大家上午好！我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同时也参与《非营利评论》编辑和审稿，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个笔会。期待大家将来对我们有更多支持。
韩俊魁：大家上午好！我现在在北师大，很高兴认识大家！
税兵：谢谢各位老师的介绍。首先有请王名老师代表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讲话。
王名：刚才主持人介绍说我代表胡老师，胡老师开始一直想出席，但是今天时间排不过来，他中午才能到，胡锦星老师是《中国非营利评论》忠实的读者，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持者。我们扉页是他题字。这个评论的主要支持者是胡老师和他的基金会。
我们这次在天津的活动也是他们支持，首先我还是想一个是感谢胡老师对我们评论、会议的支持，虽然他没有来。同时感谢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笔会，感谢对我们非营利评论的支持。这个笔会在两年前开始启动《中国非营利评论》年度会议，有几位老师提议，说美国有一种培养作者的机制，帮助作者交流、互动、提高，在国内这种形式比较少，在国内能不能尝试做这样的工作？
你要想提高一个杂志的水平，当然审稿是很重要、编辑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源头不是审稿和编辑，源头在作者那里，如何找更好的作者也是一个办法，另外已经稳定的作者队伍，让他怎么样有一些交流互动，在交流互动当中找到选题，分享各自的经验，加以提高，形成稳定的作者团队，这是我们办笔会的初衷。希望能够形成相对开放的共同体。关心、研究中国的非营利、中国公益领域话题的作者，能够经常有一些聚会，在一起交流分享。这样我们就从去年的十一月份举办了第一期，在上海。范围也比较小。第二期是今年暑期在清华举办，第三期就是这次。
我们也不想搞非常大，基本初衷是交流互动的共同体，也不想投很多资源在这里。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很多地方利用寒暑假，利用我们年度会议前后，正好我们有一个评奖，把通过评奖选出的获奖作者，自己有一些团队，今年很多人充实进团队，其他关心研究的作者能够参与进来。
现在还属于试运行阶段，三次还没有形成很好的机制，但是基本想法是让作者关心本领域的问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能有交流、互动。
就我们的研究来讲，我们关心的问题，或者我们正在做的，已经做完的，接下来我们会提高一些标准，不光在国内，进而如何走出去。我们当初提出这样的想法，就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有对话的能力。首先是我们之间有对话，我们不光在评论上对话，我们能够有通过笔会的形式交流。
另外我们能够跟国际上对话，能够到其他的杂志上发表。笔会是一个交流、分享、同时也是能够找到差距、找到目标的形式。所以这个笔会基本上现在的频率每年两次，我们希望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首先是什么呢？既有的作者队伍基本稳定下来，能够经常参与，像周老师这样一直参与。我们非常欢迎参与笔会的讨论、交流。已经有一定积累、有一定研究。在关注过程当中有所提高，进入国际对话的平台上。
另外杂志《中国非营利评论》，每个人手里都有，这是第十卷。已经坚持到第五年了，从2007年年底开始，中文已经出了十卷，英文出了七卷，第八卷正在编，基本上中英文同步编辑、出版、发行，体系不一样，中文是社科文献出的，英文是Brill总部在荷兰、发行在波士顿。尽管我们还没有进入两个系统，SSIC，现在基本上条件已经具备了，申请进入两个系统的条件已经具备，下一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前期工作整体上，首先是作者的支持、读者的支持，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希望它在学术上能够继续提升，标准也可以讨论，引用的标准、下载的标准，包括编辑、审稿的标准，如何把杂志做得更好，现在在国内权威性，影响力还是挺大的，政府相关部门开一些会议，直接把我们作为这个领域学术期刊的代表，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他们已经认可。已经形成学术的影响力，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另外确实杂志编辑部、作者、读者都给予了很多支持，最重要的是出版社，五年合作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谢社长今年要来，而且要做一个报告，结果因为晋江的年度会议冲突了，他专门跟我说让刘骁军代表。
最后谈谈个人一句话的体会，从事非营利公益研究的体会，三忠于：第一忠于你手中的笔，第二忠于你的良心，第三忠于你的读者。今年写得多一些。最后收稿的时候，我一定是非常审慎，每一个字，从笔下写出的每一个字得负责任。首先是对自己的良心要说得过去，它代表你。
另外就是对读者负责任，到最后我特别谨慎，到这儿以后就没法改了，读者看到了以后就没法改了。我就简单谈这些。谢谢！
税兵：非常感谢王老师，王老师不仅是NGO所的掌门人，也是笔会很好创意的实践者。今天上午讨论分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作者，第二板块是编辑、第三板块是学者。全方位立体性视角。首先进入第一板块，如何写出好论文。首先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吴建平老师。
吴建平：谢谢大家，也谈不上特别的体会，主要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些做研究自己的经验、教训、思考，和大家一块交流，大家都是在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学者。
首先参加这个会议确实有点意外，平心而论我在研究这块，之前也没有感觉到在研究领域，被入选的文章有一个关健词，像法团主义（音） ，研究非营利机构比较热门的词，我对法团主义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和主流有些不同，我介绍一下我所在的学校，是全国总工会直属的高等院校，这些年刚刚出来，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们是属于全总，在座各位都有一些想法，而且还不是太正面的想法。也许恰恰在体制之内，会感觉到一些和在座各位做NGO机构，NGO机构在国内位置比较尴尬，国家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态度？私下说一说NGO机构，政府感觉是敌对组织的感觉。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位置，中国政治体制下NGO机构究竟能干什么，能够为自己找什么位置，能够得到合法认可，这块非常微妙。从工会来讲一些地方的工人维权组织，草根组织，稍微大一点一种被收编，纳入工会体系来，成为工会分支；第二种可能性，通过一些行政方式、甚至治安方式直接取缔、解散。也许跟工会有关比较特殊。
别的NGO机构也碰到这个问题，我主要从工会角度来讲，法团体制概念，在制度结构上和国外的法人组织，跟中国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结构有一些相似性，但实际上不一样，所以想判断出个人感受。刚刚出道没多久，谈不上太多想法。
NGO机构我不太了解，关于NGO个人想法不一定对，毕竟不是专门研究NGO的。NGO给我的感觉更主要是受外来、国外NGO影响，慢慢有一点移植的感觉，而不是在中国本土上自然生长的，的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社会科学也是外来的，存在怎么样在本土生根的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我们怎么可能打造、建造属于中国自己一套理论话语的社会学理论。这个挺微妙的。我们碰到很多外来词特别好听的词，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多元主义、都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偏好，对于我们这个有一些想法，会受到国外的影响，在观念上、理论结构上不自觉有一些西方逻辑的影响，概念不自觉当中会出来，同时对于中国当前，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比照过程当中，一种把西方当成认识事物、收集资料的知识参考架构，这些在西方语境下能够迅速捕捉到西方社会组织的要素，这提供思维框架、认知框架。
我们作为吸收西方观点，个人看法在这上面把西方理论当成国内找资料过程中的敏感性的框架。好比我们认识一个组织，西方的组织研究也好有一系列的概念帮助你捕捉特点，但是拿到中国来更多当做一个敏感性概念捕捉要素，重新拼接的时候会发现和西方理论结构出现偏差，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社会组织，NGO到中国本土必然会受到政治体制影响，在自觉不自觉当中会有一些变化，西方理论是捕捉不到的，西方理论研究者，我们有一个概念常规方法性，那些概念、理论命题是一个内在体系，是理所当然的，会不意识到这些问题。比如谈到利益组织，在讲概念的时候，骨子里已经当成国外的构成部分，用这个概念界定。但是在中国也有社会团体、组织的概念。但是不是植根于西方市民社会传统形成的。用西方概念捕捉的时候有一些相似性，但是抓捕到特点。
大概意思是西方概念对我们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对我们做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是指导意义还是参照意义。
第二，我自己做的研究，做工会，我的出发点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做工会研究肯定要回到工人行动当中，具体的工会组织运作过程去探讨，这是基本切入点。我的文章更多是从上而下谈，中国的事情最微妙在这个地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一定是不分开的，各种纠缠导致形态微妙，导致很难定性。我做研究考虑到大家都是不读的东西，我读全国总工会历年来文件汇编，历年来各个主席的官方文件，我有时候跟一些学生聊天，我们每年十五大以来文献汇编，这些官方材料其实学者，我们出自对体制感情不太一样，往往觉得大而空，但是读多了以后觉得什么叫制度变迁。一个叫制度结构层面，一个是行动层面。这些年清华大学在做行动层面特别有影响力。下面的对策再怎么对有一个前提，有上有政策摆着，整个行动、行动的策略、机制，全是以结构作为寻找自己出发点的。对于NGO研究来讲，对一整套制度要求，这个东西会很空，但是毕竟构成了你在中间去变通、折腾的框，突破这个框可能被取缔，这个框及其重要，而这个框可大可小，这个框的变迁是中国思考NGO机构最重要的参照。
我们对一些以前大家从来不读的官方文件有深刻了解，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给各位的紧箍咒，没有这个圈所有的都会落空。老外看不到这个圈。因为这个圈和他观念不同。
第三，NGO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是很重要关注的，但是这个机构还是回到原来，这种机构在中国不管当前还是未来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究竟是剩余角色，修修补补的角色还是在体制之下，会发挥体制所发挥不了、非他不可的作用？
我当年研究工会的时候，他说你要看中国工会究竟干了什么事，这个事是别的组织干不了的，不然养那么大的组织没用，它一定有用，如果套西方的理论去看根本看不到，但是在中国治理框架当中，社会管理创新当中，中国政府体制框架下中国工会角色关键时候发挥的作用，恰恰是理论创新的点，关于工会理论创新，以及工会这样的特殊机构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管理的位置，这样才能看出中国式社会管理，所谓模式一定从系列变化当中打造出来的，这也是理论创新的来源。
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税兵：谢谢吴老师！在中国社会体制下工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制度层面和行动层面如何结合，很受启发。
第二位作者有请上海大学黄晓春老师发言。
黄晓春：谢谢大家！
我来参加这个笔会是我和上海大学的李教授等两位一起发了文章，我们那篇文章讨论的是理论问题，是公共性问题，直观角度来说和非营利不是特别挂钩。当时第一就是很吃惊，后来我和李老师吃饭的时候说，我们要表示敬意，《中国非营利》杂志办的时候有很宽广的眼光，他关注了这个领域很多重要的问题，有些问题觉得可能很难做，但是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如何写出好论文，这个问题今天看来如此重要，因为我们处于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上，过去那几天中国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速度很快，这个“快”是指规模、学术规范、专业队伍建设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一般化的解释机制和西方同行竞争水平是很有限的。这个情况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我想我肯定给不出原因，我想谈一些结合个人做研究工作的体会。
过去这些年从事的学科发展，过去研究的工作，我们的小组过去这些年里，一年时间里系统从1995年中国的社会科学、社会研究、管理世界、社会、经济研究，社会学人看经济研究是一个挑战。所有的文章真的很有感慨，我欣赏这些好的研究工作中自己的感悟。
我同意吴老师说的，他和我第一点感悟非常接近。这些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越来越重要，而且正在形成共识，一个好的论文，要深刻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基础上再注意中国的独特性。社会学过去这些年老是打架，有一批人受过很好的西方系统训练，会强调理论标准化、一般化的意义。另外一些学者会强调中国很多现象的独特性。最好的杂志上这样的现象，在过去这些年里发生一个积极的变化，一方面理解西方同行他们在什么样的意义下、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下讨论这些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开始把越来越多中国的独特性代入进来。这样结合过程当中产生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中国社科院、北大、人大都有一些很好的读书小组，一方面读最新的西方前沿研究，另外深感解释中国不给力，有一些学者开始去读五中国治理问题。中国古代的帝国时期治理非常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简单，去读很多顾问，很多重要的文章要发表出来。北大的经济学家研究发包转包的时候把清代海关经验、很多系统档案调出来，结果对经济学发包转包机制研究有很大的进步。
这个越来越重要，我们要在这方面有一个发展。
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我强调融合而不是对抗和竞争性的。
第二，从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上一轮，经济学和管理学也有这个现象，解释中国组织现象和很多问题的时候，常常强调宏观的制度环境，或者强调很多微观的具体策略、行为策略，但是现在证明有大量研究在中观维度和微观制度勾勒我们缺乏手段方法和工具，这样的缺失使大量的，上一轮研究地方治理、NGO方面有很多解释太粗放，以至于我们接近现实的时候觉得离现实很远。这些年有很多很好的研究工作把解释纵深度放到中观维度。我们开始观察多层次总体现象的微观环境。
举例来说中国NGO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呢？不是政府谋划的，也不是我们看到组织的具体行动。由大量的目标不同、完全不一样的预期、本着很功利主义态度的具体行政部门在实践中建设起来的，具有张力、冲突、不稳定的制度环境。离开这样的环境看NGO行为很难看得很权。近些年，至少我接触过程当中，有很多工作开始注意到这个层面。
如果这个层面有好的研究，今后会有更多好的论文出来。
第三我的角度理解，我们在建立自己的解释机制和研究框架的时候，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的趋势是至少我们在反思层次上要形成基于多维度的视角，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如果做理论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很难的事。迄今为止所有的解释机制能够延伸得很长，无一例外，在最根本的解释机制上是很简洁的，无法容纳很多竞争性机制放在一起，我们看大量反思性文章，很难指导经验研究工作，这样一来会带来很多困难。
这些年给我的感觉，我读好文章的感悟是越来越多研究注意到即便操作的时候按照非常简练的研究思路推进，我们追求逻辑一致性和周密性，研究设计和反思层面上我们注意了多种视角和多种学科竞争性解释。这个意义上会不停推动我们研究，让我们在研究解释限度上有更好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有社会学文章，社会学从来不讲条件约束，他开始讲条件和约束，这受到了经济学很多解释的影响。这个文章变得更可讨论了。经济学同行在研究经济转型开始关注到权力和权利关系。这是经济学界从来不考虑的，因为他们觉得无法量化，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考虑，一旦把视野拉进来会发现变得非常宽广。这些研究都是最近两到三年发展出来了。而且今后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成为我们模仿、学习、试图写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谢谢大家！
税兵：非常感谢黄老师！他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很深刻的思考。接下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的韩俊魁老师。
韩俊魁：在座很多都认识，首先题目很重要，如何写好论文，对我刺激很大的一句话是撒切尔夫人好像说过，中国人未来一百年内也不可能提出对世界有贡献的新思想。对于做社会科学来说是一个沮丧的事。确实让人感觉到很绝望的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研究人员来说，怎么样对世界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的事。
为什么讲如何写好论文，这个对于世界思想史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萦绕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是不是撒切尔夫人真的说过。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谁过，我觉得在西方人、西方中心主义非常强的时代，中国的学术界怎么去有意识做出自己能够做出的贡献，是时代命题，也是自觉的问题。
接到这个题目，刚才讲到的是重要性，另外一个问题让我们来谈这个题目，如何写出好论文，让我谈非常为难，在座很多是前辈，有些也是佼佼者，让我们谈已经假设，有一个预设，我们已经写出好论文，我觉得我还差得很远。所以我觉得王老师开始的开场白让我有一定想法，因为王老师说培养，必须要锻造、不断去磨炼，我觉得这个理解对了，如果让我谈这个题目我不敢谈，很多文章我都读过，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培养、切磋角度我可以谈两点心得，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研究经验。
因为跟着王老师在2005年、2007年做博士后，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王老师是非常开放、非常包容性很强的胸襟。
在国内学术训练里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学科里进行、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很少像王老师这样，搭建平台，让不同专业人都进来，我进入公共管理学院，在中国比较边缘，人类学。所以当时进来因为当时对NGO了解非常少，在此之前只看过从宗教性讨论相关问题。我原来做社会基础研究的，人类学学科训练对我一直影响非常深的，我们是用脚写东西，动手动脚找东西，上穷碧落下黄泉，经常要跑，跑到最远的地方去不要回来了，待很长很长时间再回来。我在云南也住了一年。
所以对我进入到NGO里的影响，我喜欢调查、我喜欢住在农村，我喜欢跑。经济欠发达地区、条件再艰苦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这是自己的长处。很多人都具备这个长处，我觉得我一天吃一顿饭也行，住得条件非常差也没关系，都不是困扰我的问题。从我的训练来说，管理学和法学不一定，我自己的学科训练要求我时时刻刻做调研，用脚写东西，而不仅仅用手、用心，必须要去跑。
从方法上受人类学影响还是很深。这是第一。
第二，问题意识，开始进入NGO领域以来，一直萦绕着我的一些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包括从开始比较浅显的自己发表的习作也好，这些年受王老师影响也很大，不同学科里、这个集体里，清华NGO所集体利，让我向其他学科学习，我们讨论学的时候，人类学几乎很少，就是两个人。大部分是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其他的学科。所以这样一个大的集体里通过学习这种知识，更多让我回到，因为人类学是一个基础学科，还是要回到理论层面，不仅仅是做调查。
这些年萦绕我的一个问题，什么叫NGO，一直在拷问我，包括什么叫公民社会，黑格尔意义到底是什么？包括洛克这儿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提的时候到底在什么语境下用这个词汇我很难说这个概念。每个人理解里，每个人说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别。包括什么是德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
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包括在前面两位老师讲到体用之争，西方学科一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很多社会科学，包括上世纪末在香港、台湾，心理学本土化、人类学本土化、社会学本土化，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学科从西方移植进来，我们如何考虑背景？
比如说讲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否已经解决了中国当前的问题？当时的法国，或者亥克（音）针对的苏联，理论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依然缺乏理论工具。所以要回到意识上去才让我一点一点进步，或者一个组织、很小的区域，这种问题意识也作推动着我往深入里思考。我觉得这种问题意识是一种要不定地去追问、不停试错、不停追问自己问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在真问题里是不是大问题。
我就谈这些，谢谢。
税兵：谢谢韩老师精采的发言，他谈到学科训练接地气的问题，第二谈到本土化。其实刚才三位老师都谈到本土化问题，接下来几位老师，几位非常有名气的前辈学者会做很好的阐述。这里我想引用黄宗智先生的话彻底的西化和盲目本土化同样轻浮，这两者之间如何寻找契合点的问题，这是我们工作里每一个青年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单元，同作者角度谈问题。第二单元进入编辑时间。非常荣幸请刘骁军老师。
刘骁军：谢谢大家！王老师给我的问题是两个问题。我想了半天，时间比较紧、另外这几年《非营利评论》一直有自己的编委会，所以工作上来说我们不需要如何去发现的，稿子基本上来了以后，除非特别厚，我们会提出一些异议，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此基础上就编辑加工了，所以如何与作者沟通和我的工作更契合一些。我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吧。
如何与作者沟通，今天也是用一大板块时间和在座各位做沟通。我几年编辑出版当中有这样一个体会，首先得尊重作者，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论文也好、初稿也好源头是作者，所以如果把作者潜力发挥好了，那这本稿子基本就成了，另外我们是学术出版社，我们出的书一年有1200种，我们出的非学术数屈指可数，多数都是学术专业书。讨论的领域是非常专业的，不管我们的编辑是怎么样的专业对口，要求必须是本学科编辑才能编辑本学科的书，不管如何严格要求，基本上我们没法要求编辑达到作者对他领域的熟悉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学术上要求首先尊重作者，我们要求编辑编稿过程当中下笔慎之又慎。能不改的不要改不要动。
因为刚才情况也说明白了，有些时候编辑稍微疏忽一下，下笔了，可能就会出错误甚至出笑话。前一段时间出了一套《中国宪法三十年》，我们审核索引的时候非常优秀的编辑把作者提出的关健词做了审违基审查，他认为这个错了，把索引里出现疑问的画出来，把这个划掉了，我说违基审查一定是对的，是否违背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我说你恢复，作者是对的。有些时候也有一些冲突。
如果从市场角度发现本书不足？我们会提出建议。因为非常简单的，书名问题，我在这里特别要请大家向王老师学习，王老师每本书书名起得都是最好的，王老师的《中国NGO口述史》，非常简单、明确，识别度非常高，但是我们社里好多，我们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大家从学者角度更多专注于书写什么内容，常常把书名和论文文章混淆，书名要求简洁、明快、不费力读下来。一般要求八九个字，不要拗口。
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法专家建议稿，刚开始书名捉摸不定，我建议叫《非营利组织专家建议稿说明》，后来他们起了非常长的书名，我说必须要加国别，这个不必要的，因为咱们的学者只能给本国立法做建议，所以不需要加，如果非要加，加中国就可以。陈老师说所有的法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怎么样的，我说咱们是专家建议稿，没必要这么苛求，后来陈老师想了想说可以。一般这样我们提出建议只要是合理的，作者就会采纳。
有些时候我们也很纠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有些时候发现问题，它太长了，为什么长，会缩，作者会采纳。这些都是必须需要长久磨合、多次沟通才能够完成的，还有一些个别情况下，我们出版社不是一个人来负责一本书，我们有编辑委员会、有总编，会提出一些研究。
前一本书遇到国际法所的老师，《公民权力与国际公约》缔约国义务，我们总编很多不是法学出身的，书名太长，要求作者改。我说可能不好改了，你让作者改，不改就不能通过选题，没有办法只能把选题拿回来，我怎么想也改不好，很明确了，国际公约不能动的，缔约国义务也没办法改。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想办法化解问题，不能再和作者沟通了，根本解决不了的，为什么把难题给作者。后来就找领导，最后他们同意了，书名只能这样了。
第一要尊重作者。
第二要守住底线，编辑工作是两个工作，第一是消除低级错误，把木桶最短的板尽量加长。另外是锦上添花。刚才对书名的建议，有些时候对书稿结构提出自己的想法，作者采纳了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但是我们最基础的还是消灭低级措施，就是守住底线的问题。
这个底线是什么？三个方面：
1、政治上不出现问题。也不用展开了，总编一次一次说，学术有自由、出版有纪律。
2、守住学术规范。我们先看一些最基本的书稿，很多书稿要过学术系统，重复率太高就过了。言之无物的、根本没有创建的，肯定不会上会的。还有一些稿子拿来连基本学术规范、关健词提取、注释规范、参考文献、包括最后的索引是不是规范，我们现在要求得特别细致。一些时候作者，大家思考角度不一样，你们想的时候这个书怎么样写好，把论证做得更扎实，特别一些时候一本稿子不同时期完成，作者就忘了。我们经常看到重复的，第一章和后面重复，我们编辑过程中把这个要挑出来。经常发生英文参考文献重复，有些老师，一般高校老师英文方面不是特别好，有时候就是整个拷贝下来，出现同一个参考文献出现三次，让很多老师很震惊，他们非常感谢。这块沟通是最流畅的，很多老师引用自己的书名、引用自己的文章里都会出错。我刚做编辑第二年有一件事，福建一个学校的老师，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重复率90%以上，我作为非常严重的问题提出，他说刘老师不会有几个人把本书从头到尾读下来的。但是我们社也有自己的牌子。
3、守住语言文字规范。深度了解作者的习惯与偏好，提供深度出版服务。了解作者非常重要，一定要了解他用这本书做什么的，有些是有特殊需求，有些书从头到尾费很大的劲，但是出来以后我们认为还挺不错的，但是作者说这本书我觉得不好看，我在想到底是什么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一起讨论说出版社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基础无非三个，第一是编辑对书稿把握能力比较高，第二书稿装帧设计还是很受大家青睐，第三我们出书速度比较快。结合刚才那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装帧设计一般都是编辑、项目负责人定了，不通过作者。但是后来发现刚才说得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审美是有偏好的，在这个时候让作者尽最大可能参与进来，一方面我会消除作者对本书的不满意，另外我可以调动作者的潜力。他参与了书的诞生、孕育的过程，他的快乐会几倍放大。在美编设计之后，我把这个东西发给作者，你喜欢怎么样的，我为什么选择第一种方案，我们是怎么考虑的，作者怎么考虑的，最后大家沟通，最后结果皆大欢喜。
另外出书速度，同类出版社他们远慢于我们，这么快速度又要保证书稿质量，如何保证的？这几年我们严格规范编辑出版流程。我特别想和大家沟通交流下，很多老师也很想知道书是怎么出来的。
简单梳理下流程，我们做书的过程当，程序一个都不能省，这几年我们社2005年开始做ERP系统，所有编辑出版都是网上走的，每一个程序必须在网上完成，前面一个程序没有做好，没有达到条件，后面流程是做不到的。二十多个，简单一本书主流程20多步。第一步商谈出版条件，为什么直接呢？我先筛选书稿，王老师团队作品是免检的，第二是需要网上申报选题，非常麻烦，前一段时间把一个选题申报表，上面有书基础的信息，我们上选题论证会两条线，出版社是企业要考虑投入产出问题，本书能赔还是不能赔。所以这些信息必须收集齐了才能在网上填信息。之后送到主任那里，主任审核到总编，总编说没有问题就发送到总编室，把全社选题集中，到每个月15号左右要全部整理提交编辑委员会。我们社一次只开一次选题论证会。会让我陈述，提一些意见。
选题如果通过了才可以签合同，签完合同以后稿子到了开始组版，我们对内文进行设计，这里有什么？不都是字排在一起，行距、书眉怎么做，书的大小都是很有讲究的，必须给排版公司，你按现成的格式做也得两天时间。一些重要的书会一星期，更重要的书会设计两三礼拜。要一点一滴设计清楚了，再按照美编给的格式去排。组版完成了。然后交由一审编辑做一审，需要十到十五天。
第六步是编辑看完以后，对书稿提出改动，要返回作者，对编辑改动进行确认。因为我们毕竟不专业，要一处一处确认。如果都解决完了编辑发稿，编辑要求写出至少不低于一千字的审读报告。在网上填写发稿单，从封面设计到基本信息，非常麻烦。填完以后送交二审。新闻出版署决定发稿二审三审每步至少一天。二审做完以后再交给三审，有些稿子会在三审出现一些问题。一审二审没有发现的问题，三审发现了，我们要解决问题。有些出现了大的问题。比如民族宗教问题，或者我们想浑水摸鱼，送审非常非常麻烦，送交问题要送交宗教局，民族问题送交民委，其他的政治问题甚至送交中宣部，这样稿子出版时间我们无法掌握。吴老师完成的项目是三审卡住了。里面有三篇文章，一篇牵扯到宁夏地区做慈善的时候，通过伊斯兰教组织的信仰，特别是通过读古兰经一些活动来凝聚大家做慈善。这里面参与到古兰经的交易，一审编辑已经都看完了，但是三审卡住了。
其他两篇当中有一篇我们觉得根本没有问题，是一个经验总结、是一个访谈。题目里有一个回族自治州的地名，总编说要送审。我们绝对服从。这种完全执行。当时用了三个多月，三篇文章多花了两千块钱左右。总编室跟民委、跟宗教局的人熟，催回来的。96%、97%的稿子在三审都没有问题，就会卡住。
三审完以后，总编室拿书稿去申报书号，做CIP，每个书都有一个身份证，社科院一周审核一次书号，每周二下午核发书号。偶尔有被拦住的，一个是话题比较敏感，另外据说是关键字检索，我们办公室三个月之前一本书被卡在这儿，认为这个书有问题，书本身话题比较敏感，另外搜索到书里有一个人，是中央党校的谁，当时不能出。这本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是还是不行，这本书基本出不了了。
这本书跟总编沟通了很多次，总编说你放一放，我说就冒险过吧，最后竟然真过了，我们高兴坏了。
如果前面都很顺利就交给出版部、交给录入公司，把前面一二三审修改放到排好版当中，出第二个清样，进行校对，会把书稿重新再看一遍，进行文字加工，到了十三步交给编辑进行二次审读，再把修改再录入，第十五步是三读。之后再改，之后再录入，拿到编辑手里再做一些重要信息、书的重要部分做核检。之后认为不错了，可以了，还有后面非常重要的十七步，质监抽查书的十分之一，随机瞅见，差错率不能超过万分之0.8，如果达到或者超过，要求书稿重读。这个时候也就非常麻烦。
真的出现这样的书，编辑都不好意思交给出版部。然后签字同意印制，出版部还要再审核，把书眉、目录，如果出现错误，我们和出版部共担责任。
这些看完都没有问题可以付印。印完以后会先做出来十本左右的样书，交编辑再看。没有问题签字，签字以后再送总编，总编看完以后再交总编室，总编室要再检。
我们做书什么问题可以出现，前一段时间查出书号错了。总编室工作之后一个礼拜，这个书号必须要改，因为是一个身份证，书即便卖出去了，书店里都是按照书号来做，出版社就是5097，所有的书都调回来，重印成本太高了，几万块钱，然后重贴。样书核检是第21步。如果没有问题签字，让工厂装订，然后入库，入库之后才能发行销售。
主流程非常非常繁琐，别说其他什么，把这个流程走下来没有两个月零十天走都走不下来。有的书是可以偷懒的王老师的书可以不报选题先做版。各个部门签完以后我们才能装订、上市。我拿样书时间和你拿样书时间是一样的，前期各个环节非常仔细。流程可以缩短但是有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和作者深入沟通，作者如果是评职称的，我们再怎么折腾也得保证按时评职称。如果有一个重要会议，就卡在那儿，作者没有办法按时间交稿，我们也会尽快。
我们频繁、深入与作者沟通、了解他们的要求，做好服务工作，这样沟通还是比较成功的。
最后一点，我们作为编辑出版人，我们在沟通过程中还能做一件事，搭建学术平台、共享学术资源，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我们作为出版这要搭建平台。这几年发展比较快，大家认知度比较高，我们了解作者，我们了解社会需求、我们了解读者需求，我们了解一些政府机构的需求，他有资金。我们作为中间人可以打通各个环节，有一些零散的年轻作者可能会给他介绍比较好的学术团队，或者《中国宪法三十年》还是做得不错的。法学所有一些这样的成果，今年又是宪法三十周年，还有一些国家出版基金申报，我们把这三者很好结合。这样皆大欢喜。非常好的结果。作为出版者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和作者沟通好，不存在任何问题。
上面有些是我们做到的，有些是还需要再努力做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在这里想说，从我踏入编辑出版行业的那一天起，我与我的作者共同成长，某种情况下作者，王名老师、NGO学术研究团队的各位老师给我特别大的支持和关照。这样我编辑出版工作做到今天程度，我们社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大量像NGO所是各位优秀学者支持的结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出版社、我们谢社长、代表我个人感谢大家！
税兵：大家认真停了刘老师的介绍，他谈二十个流程，最终为了实现21步，作者拿到样书的兴奋和喜悦，另外特别谈到书名，如何是一个放的书名，他谈一句话非常清楚明了，简单清楚识别度高，作为一个普通作者是非常受启发，非常感谢刘老师。现在进入茶歇。
（茶歇）
税兵：进入今天笔会第三个环节，就是学者谈。首先有请王老师。
王名：谢谢主持人！我把时间更多留给另外两位老师，先谈点体会，前面听了三位作者，特别是出版社的刘老师谈出版，我还是挺有启发的，很多东西没有时间充分展开。
一个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很困惑的问题，NGO概念本身是一个外来概念。我们面对很多的NGO实践、政策包括制度建设，现在立法很多也是从国外学的，不光是我们政府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台湾在做人民团体立法，主管立法的处长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在做人民团体法修正，你们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台湾也在向大陆借鉴，他们也要看看大陆怎么做的。这是很令人困惑的问题。方法理论也是一个进口的问题。
我们从事相关研究、包括我们的工具，我们面对的东西，相关都有对接的，我做过和你类似的经验，关于制度变迁，我觉得挺有意思。研究从1988年以后我们做的各种东西的过程，有的东西不见得文件本身真的是假大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文件里提供一些重要的脉络，特别是历史角度看。刚才俊魁也讲到接地气的研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本土化过程，如何把国际、本土结合起来。
刚才晓春讲到中观层面，不完全是中观、微观，做一些细致研究，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缺乏细致性。做的东西也不错、选题也不错，但是做不深、做不透、做不细，特别是跟台湾、香港学者比起来、我们做得不够深、不够细。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深入丝毫的。
刚才讲到的出版社，他们有些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合作十多年了，但是很多事情她一说我才明白。《美国非营利组织》即将出来，他讲的封面的事我们很有体会，和美编一个小时之内打了很多电话，确实她在征求我的意见，我们一直在协商。但是那天我特别忙。在讨论封面确定的问题，不同颜色怎么选择，到了最后确实挺满意的。包括《口述史》封面，是我们共同交流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可能书出版以后我们会比较遗憾。
包括她讲的21个过程，有时候我们真急，书必须出来，甚至一个月必须出来，有时候是非常无理的要求，有时候他们能完成，确实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很多东西是偶然的，我们并不了解他们底线是两个多月，你把这话说出来以后是比较麻烦的，我们还是要尽量抢时间，不能压到底线上。包括这本书。你说的乌坎的事，我封面上想打两个乌坎，但是后来商量以后，我们自己说不行，现在比较敏感，不行。这本书三分之二是乌坎，现在想想能出来已经非常不错了。
刘骁军：总编说必须十八大以后出。
王名：他们有些底线我们确实需要沟通，一些底线得相互理解。口述史里去掉一章。
刘骁军：我们真的想蒙混过关，但是总编真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抓住了。
王名：我真的想出这篇文章，里面确实有点敏感，在大陆相对是政治，尤其出版，包括论文，包括我们在编辑的，我们自己在编辑评论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没想和作者沟通，我们和作者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采取一些办法，干脆帮你改，跟作者沟通，有些也是大腕，这些词不能用。因为没办法，有些东西是有底线的，不守住底线最后影响的是全局。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东西很有体会。
简单讲一下我的体会。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是现在从第一卷到第十卷，包括英文也出了七卷，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体会，简单讲三点，第一点学术宗旨，坚守学术宗旨是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包括今后我们想坚持的一条底线，这是一个学术期刊，学术期刊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刊登的完全是学术类的，我们的标准是学术标准，我们的读者是学术群体。其实这个期刊挺困难的，拿到这个期刊从读者角度来说，一个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是论文怎么样，价格怎么样，但是从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东西成本挺高的，成本怎么办？因为我们是以书代刊，它是本书，我很大的任务是到处去找人要钱。尤其是英文，因为我们坚持的一个原则，我们通过了评审、通过的论文自己翻译成英文。不让作者翻译，到现在为止一直坚持，因为出版社标准要求比较高，他说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文章不行，不要。不光作者翻译的不要，你找中国人翻译的文章也不要，一定要母语是英文翻译的团队翻译才行。所以我们翻译成本相当高。一直到现在坚持这个方法。有时候翻译质量、英文看上去很地道。我们成立中心以后，争取做一些发行。现在读者面还不够，是通过书去发行的，下一步想把这条路打通，这还是几个基金会对我们的支持，包括企业家对我的支持。
我主要任务是争取资助，我坚持不做任何广告，就是学术出版物。首尾都没有广告，包括大家知道的匿名评审。这些原则坚持下来，有一个目标是学术标准，今后我们也是这样，有了刊号也好，我们还是想坚持。希望尽量有条件去找有钱的基金会给我们支持。但是我们不想成为一个世俗化的，有一个很好的系统，你给我出钱吧。我们基本上不让作者出钱，但是有一个严格标准，论文不行就是不行。包括翻译也是，好论文也不需要出专业费，好的论文还是要翻译出来。这是我们的原则，希望通过这样的宗旨打造成为学术上有品味、有标准的刊物。
第二是编辑团队。高效的编辑团队，我们主要的做法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清华自己有一批学术力量，博士后包括出站的博士后。因为这个团队有一定学术训练，包括在该领域里从事相关研究，所以依托这个团队形成比较好的编辑队伍。回国来看我感觉这个团队有很多地方有待提高。但是跟其他的地方相比，有它的优势，第一专业性没有问题，一个编辑部哪怕出版社，编辑专业性再强，不如我们这个，我们全部是博士后。学术训练基本上是职业训练，达到比较好的专业流程。
其次工作约束机制比较高一些。因为必须完成，不完成不行。其他的约束机制会通过工资、奖金来约束，因为团队比较稳定，有一定约束机制，包括下一步怎么样进一步更好发挥作用，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志愿服务，有一些困难，现在我也在在跟基金会谈，适当提高费用，现在象征性给一点编辑费，要跟资助方谈，通过自己不行。我们本身也不行经营性的。怎么样改进编辑队伍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通过笔会希望形成作者团队、作者共同体，这是根本性问题，我的理解是不光是非营利评论的机制，中国人能不能做一流的研究，中国能不能为人类思想做出贡献，从研究者开始，你有没有一流研究者，研究者从哪里来？就得有一系列的共同体、公共领域平台。现在开始起步。我们希望通过笔会形式，不包括其他形式，把作者能够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机制，特别是年轻人。进入到这样的共同体来。大家有不断交流、不断讨论、提高。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机制，学术公共领域也是提升学术水平非常重要的机制，我理解是这三方面工作。简单讲这些，谢谢！
税兵：接下来有请吴玉章老师。
吴玉章：很高兴奉命参加这个笔会，收获很大。
从今天上午诸位发言很受启发，包括之前发言人，分别谈到对西方舶来观念真伪区分，谈到对于任何问题要有一个多维视角，包括俊魁最后说的用脚、而不只用手，要有问题意识。同时刘社长也讲了社科文献的流程，特别是讲到了分辨出来违基审查是宪法审查当中很重要的问题。
一会还能够有幸听到来自台湾官教授的发言，学术环境、政治环境和大陆不一样，我们期待听到他更有冲击力的思想和观念。
如何写好论文，我痴长几岁，有一些体会愿意和大家分享。
谈到写好论文至少包括两个环节：一个是思，一个写。刚才三位主要讲了自己对所关注选题的思考有层层递进，不断提出问题，不断思考，层层深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篇好论文来说不可缺少，但是同时我还想强调对于一篇老论文来说也有一个不是不重要的方面，就是“写”，怎么样写这样一篇论文。如果前一个环节“思”是逐渐步步深入的过程，到“写”的环节是深入浅出的过程。
怎么样把自己思考所得能够通过写表现出来，能够让大家分享到你的观念，能够分享到你比前人更多的学术贡献，这个是写这样一个环节承担的任务。
那么对我来说一篇好论文，从写作来看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作者一定要态度认真。我说的“认真”，不是泛泛之谈，但是从整个学术环境来看，从社会环境来看，当前浮躁、有时候甚至某种程度的无聊、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写作者认真态度格外重要。我们的写作不是码字，咱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如果输入技术比较高的话，能够享受到其中的乐趣。但是可能写出几千字、上万字毫无内容。所以认真在我看来是第一要素。
第二选题要高度重视。我们不是说自己想起什么就写点什么，那是随笔，跟我们说的学术论文不是一个档次的问题。选题我觉得第一个选题一定要具体，而且要坚持一个有限选题，年轻一点的学者都有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愿望，但是选题的具体是一篇好论文的必要条件，没有具体选题肯定不会用。没有有限选题想议论宇宙间所有的事不仅自己利索不能也没有人关心这样的选题。
再有一点在我看来很重要的是，要能够、努力实现选题中以小见大的突破。这些年来本人有幸阅读了不少博士论文、博士后论文，各种各样的论文。用论述代替证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要说一个选题，假设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许许多多的人热衷于叙述过程，非政府组织哪年出现等等，但是对于学术论文来讲，叙述最多只是一个组成部分。永远不能代替论文中提出观点的论证。所以在我看来我们选题要写好一篇好论文，证明，一定要尽自己最大能力去证明你论文的选题，你论文想要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这个论文基本上就是50分。不会分数更高，而且我们读西方学者、域外学者，包括台湾、香港学者的论文。他们好的论文都要证明一个什么观点，仅仅论述历史发展，对于一篇论文来说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以小见大这样的事，我们可以回忆过程解放以后最著名学者之一，广东中山大学的陈序经（音）教授对诗人、诗篇分析能够看出诗人生活环境中巨大的变迁。如果陈序经先生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把诗歌介绍了、诗歌平仄、诗歌和别人不一样教表述介绍了，但是远没有这样。他分析了诗人诗歌反应的时代变迁，这是很了不起的视野。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想说，我们目标是写一篇好的学术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有讲究的意识我们那篇论文，自己对这篇论文有一个高标准，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我们写论文，实际上某种意义来说，是要带着读者穿过一座迷宫，我们自己的论文，说实在外人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自己要证明什么东西，外人也不知道、读者也不知道，我们在论文过程当中，我们要通过篇章结构设计，通过对转折的考虑，要通过对问题层层深入的分析，让读者跟着我们一块经历这样一些思考阶段，让读者跟着作者经过这样一座迷宫。所以在我看来，一篇好的论文，作者心中一定要有读者。我们要考虑读者怎么来接受论文。因为你这个论文不是自我愉悦的一个东西，自己写完就完了。要让读者相信你说的观点。你怎么样让他相信。那我想在这儿作者在经营自己论文的时候要有意识起到引导员的作为，怎么样引导读者跟着我一步一步接受我的推理、我的结论。
如果心里没有读者这样一种观念意识，当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的时候就这样，有的论文作者名气很大，但是你拿到论文正面看看不清楚、再从反面看还是不明白。甚至采取从中间突破的办法，拿中间一段来看还是看不明白。这就说明什么呢？问题很多，在我看来说明他没有一种读者观念，完全是自娱自乐。这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的。自己写作论文的时候要有读者。
再一点，写作论文的时候，我们要有意识多看一些读书心得笔记这样的作品。像三联书店出的《读书》，辽宁的《万象》，都可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一些学者，对一些著作的解读，从在外人看来完全没有什么阅读毕业的著作，能够引导着你，只要静下心里跟着他的文字走，可能真能够看懂，能够有自己的体会。所以我想这个，既是心中有读者，同时要掌握一些写作技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一个转折，语气转折、词句转折、段落转折、思想转折。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要主动建立这样的意识。通过大量的阅读看一看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表述好、思考好。
我们有王老师主编的书《乌坎》，那么多人关心的事，在这样的笔下呈现状况，过程怎么样、中间转折怎么样，转折是怎么表述的？我觉得都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再有一点，我想今天实际上无论从中国社会也好、整个世界上的形式也好，都处在一个转折时期，这样的转折时期，我们作为一个转折的同时代的人，可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困境，很多的迷惑不解，但是我想俊魁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的贡献，我想只要我们认真体会中国社会经历的变化，认真用自己的思想观念、文字形式把自己的感悟表达出来，我想面对这样一种事，若干年、当年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时候，李鸿章当时说过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在经历很大的变局，这样的变局当中只要我们按照俊魁意思，脚踏中国实际，不迷信于古人、洋人的各种观点，认真思考、认真总结、认真表述，我觉得我们可能对世界的贡献也就在其中。
当然我们不能够设想某人一下子拿诺贝尔奖，但是是这样，只要我们有认真的态度，有以小见大的追求，我们在考虑一些文字表述的技巧，我想好的论文应该会像泉水一样汩汩而出，而不是非常艰涩、时断时续。只要坚持这点，一定会好的。
税兵：谢谢吴老师，接下来有请官老师。
官有垣：谢谢主席！非常荣幸有机会从台湾来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题目，如何打造一流期刊、如何培养一流作者。我重点讲一下如何打造一流期刊。
过去十几年来在学术界参与过期刊编辑很多，现在台湾两份社会福利、公共行政的TSSTI，在中国有所谓CSSCI，台湾是TSSTI，我有幸参与两份。我谈一些自己的经验。这个经验之谈不见得都对，因为有环境差异，台湾跟大陆的学术环境的差异，以及对于期刊编辑、编务、文章要求有很多相似点，但是也有一些差异。
首先我花一两分钟谈如何培养一流作者。原先我思考点是一流作者不是期刊的工作。应该是学术界、学术机构自己本身要做的，尤其是学者之间本身要努力的。
但是后来想一想，今天王老师用笔会方式让年轻学者跟自身学者在一起，彼此交流、彼此谈对方写作过程、想法以及比较资深的老师，像吴老师、王老师谈对一些概念、西方概念如何落实所谓本土化他们的看法，很有用。我只想谈一点，台湾现在对于年轻的学者投稿SSCI，像西方SSIC期刊，以及台湾TSSTI做法有一个制度性做法，年轻学者可以申请一笔钱，十万到二十万新台币，半年时间找一个资深教授，要求副教授以上，导师一样，他可能在发表学术期刊文章上相当杰出。他指导你如何写论文，尤其投稿到好的期刊文章，如果被所谓一流期刊接受，里面是有技巧的。我们通常讲你会做研究不见得会写好文章，你有很多概念，但是如何把它铺衬出来？这需要一些方方面面的训练。
台湾现在有这么一个制度性做法，有不少实力大学提供年轻学者五到十万新台币经费，让他们自己找所谓资深学者，我有两到三位年轻学者拜托我担任导师。这是比较制度性的做法。我今天会比较有系统谈如何打造一流期刊。因为我有准备PPT，但是今天场地没有办法显示给各位看，如果各位需要我的PPT没有问题。可以请主办单位传给各位。
首先判别一流期刊的标准，一些标准，这些通常西方学界、学术期刊会引用的。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等等，中国大陆在所列标准上，也视为通则性的，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做法上有一些差距。
第一，期刊文章被读者引用的次数多寡，是可以计算的，引用越多表示期刊以及期刊品质、研究性、可读性是比较高的，有人会反驳说，有些期刊一年发行12期，甚至有SSCI的期刊，营利跟非营利，有些营利性很浓厚的，大量出版，文章被晒次数非常多，这个不见得是好的期刊文章。但是一般来说期刊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是一个指标，通常会讲看一篇文章，看下去没有什么看头，没有理论基础，没有分析、只有描述，可能不会太好。
现在在台湾社会科学界也是经常评断学者，期刊的影响系数高低，这个期刊影响系数高低是两年期刊文章被引用次数出过去两年期刊发行总篇数。除下来是你的期刊影响系数。通常好的期刊是很高的。现在在台湾学术界在看一位老师的身等的时候，会要求他主要的审查文章，我们有分主要著作和参考著作，如果主要著作列出SSCI、TSSCI，列出IF分数，也很困扰很多年轻老师，因为你不见得每个人投稿SSCI文章都这么容易获得。我们现在正在做。
第三在我看来一流期刊，期刊发行的学术机构、研究单位、学会等声望、地位跟信誉好坏高低，是影响读者来判别说期刊是影响是不是一流期刊，刚才有出版社的人说王名老师的文章来了以后不审，这就是他机构的信誉。会看背后去出版学术期刊的机构是谁。
第四是期刊编委会，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学术声望跟成就。通常可以看到一个期刊非常认真，编辑委员会找一些这方面，不管在国内国外，在这方面研究有成就的一些学者，请他们加入，他们不见得每次都会到，但是以他们的声望地位、偶尔提供建议，对期刊整个编务有很大帮助。所以编委会成员如何找。
第五是期刊投稿文章被接受或退稿的比例，通常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做法，尤其是国科会申请期刊要申请为TSSTI级，有双向审查制度的期刊，或者只有期刊或者没有没有双向审查，要让我列为TSSTI级的，过去三年所有投稿文章，算出到底是多少，如果你的每一期文章都是50%以上，这是蛮高的，表示是不是有些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标准。
第六是期刊发行量跟地理分布，我认为一个好的期刊，应该让更多的读者来分享。所以如果说期刊发行能不只是在一个区域内，你在北京，发行量可能在全中国、东南亚、华人社会里相关研究机构都能看到这个期刊，表明这个期刊是相当不错的期刊
第七有没有提供已经刊登文章的索引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所参与的这几本TSSCI级编务会非常重视过去一年登十六篇论文，有没有在现在一年过后、两年过后这期里把它的引得做出来，方便读者说过去这本期刊，过去两年有哪些文章，可以顺着找。这是一个标准。
第八应该是期刊在所属学科领域，比如你是社会科学、心理学、人类学、跨学科领域，在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琢磨很深的期刊文章，期刊文章在这方面领域的深度耕耘，如果能够被学界广为肯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期刊。期刊其实对该领域知识贡献度很高。
最后我非常同意王名老师说的一本好的学术期刊不应该是营利性的。应该坚持其非营利性。固然非营利性也应该有钱，主编首要工作是找钱。你也看到西方学界很多好的大学校长，找投资的能力很强。
第二个层面我想谈如何打造一流期刊，我一些思索方向，不见得对，是个人经验。
第一是谈到期刊宗旨很重要，但我主要想谈期刊的编辑行政跟决策，这是一个大块，第一个我觉得主编的选择很重要，主编到底是谁，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地位，他对编务工作的承诺跟奉献，是非常热心，还是主编被赶鸭子上架？轮到到不得已。这样的主编没有热情。我过去是台湾社会福利学刊发行人，我们都是理事长兼发行人。我们要兼学术刊物发行人。我在决定刊物的主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个主编在社会福利政策领域过去的研究，做了哪些声望，以及对编务工作有没有心，我去请他担任。而不是拜托你一定要做到。
第二在我看来编辑群编辑分工很重要，主编只能够在一些大方向，在一些审稿来的时候，在一些不容易判定到底这篇文章要不要接受、拒绝的时候，主编这时候要进来，其实主编是一个法官，要判定外审者主观成见，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性意见，认为文章不值得刊登，但是另外一个审查人说这篇文章相当不错。碰到这种情况主编如何决定，这很重要。
另外像责任编辑、执行编辑，台湾社会福利学刊有一个专门的编辑，希望去找过去这几年发行的西方、台湾在大陆跟社会福利、社会政策有关的书籍、好的书籍，请人家读，写读书笔记。
第三编务决策编辑委员会跟学术顾问委员会应该适度参与。过去不少期刊把编辑委员会和学术顾问委员会当做一个摆在那边的样子，我们是不是有可能适度让编辑委员会成员请你帮助推荐审稿人选。因为主编、执行编辑不可能对所有来稿性质都这么清楚，到底要请谁来评。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推荐审稿人选，目前我是台大社会工作学刊的编委，这个刊物是TSSCI，一年接受相当多的来稿，每一篇来稿主编看过之后，主编觉得这个符合期刊方向、宗旨的文章，他会把这个文章传给每一个编委，请编委表决，请谁来审查比较好，现在我们找审查人的范围是台湾、香港，文稿审查以后是不是刊登。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选择，有时候不妨问问编委会委员。
接下来一个层面是期刊发行的学术机构、出版社坚定支持跟承诺。中国非营利论坛能够持续编、发行到现在第十册，背后基金会、学术机构的坚定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是不是适度被主要编务一些学分减免。像非常有名的期刊，他的主编，过去在印地安纳大学做学术交流的时候，主编跟我谈到可以减免一门课。因为你担任这个主编，印地安纳大学认为你非常辛苦，所以可以见面三个学分。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这样。
所谓的给予薪酬、其实对很多人不是很重要，另外是如何获得经费资助。中山大学对学刊每年有三十万的硬经费支出。但是其他经费需要自己找。
第三个层面，要定清楚明确的投稿规范。中国非营利评论，后面都有，其他期刊也有，但是个人会觉得能不能再详细一些，能不能再把投稿规范，包括你如何写、文稿内容如何写有非常清楚规范，也应该把审稿流程、来稿审查后接受刊登、退稿做法必须要把它写得清清楚楚，台湾现在期刊的做法，所谓双向审查，第一审我们认为你这篇文章应该是再去修改之后，我们再来看，如果第一个作者是这样，第二个作者拒绝的话，第二个审查人拒绝，我们的做法是我们拒绝，如果第一个作者你修改后我们再看，第一个第二个都这样，那我们说请第三个。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规范，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他们的决定，这样之后会怎么样，让你了解你的文章接下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最后我讲一些其他方面的，来稿文章内容的原创性，研究方法的严谨度，论述的周密性要要求的。我跟日本东洋大学的一位教授谈日本跟台湾长期营利跟非营利属性比较研究，我现在正在帮他做，他有好几文章被CSSI刊登，他说你要了解对文章的要求是什么样，我经常用问卷调查方法做分析，回收率只有20%，他说如果只有20%的回收率千万不要投NBSQ，一看到就会把你卡掉，你要有40%的回收率，要知道这个期刊在这方面的要求。
期刊还是要掌握学科领域的发展脉络，适时发行特定讨论，这一期非常棒，乌坎事件我们当做一个学术事件来发行，可以引领学术探讨风潮。最后扩大到地区范围，吸引更多人的投稿。
我先讲这些，非常抱歉我花了很多时间。谢谢！
税兵：非常感谢官老师。接下来是讨论。
朱晓红：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我写论文有几个发展阶段，我是作者、我打字特别快，一天可以打上万字。到了我做编辑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写文章了，写文章的时候有编辑了，编辑的作用是鸡蛋里挑骨头。写文章的时候心里有编辑的时候不敢写文章了。今天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心里还要有读者。
第二个感觉是俊魁说有读者，还要知上意，知道政府的想法。如果知上意以后，发现这种想法还是学者的理想，学者应该求改进，这种政策政府能够接受、能够落地实施就很不错了。
仝志辉：我作为一个编辑，我们一起编《非营利评论》，听到这么多专业意见、非常有前瞻性想法。昨天晚上跟王老师在一起，说责任非常大，没办期刊的时候觉得非营利评论局面要提升、要整理，要反应，觉得应该有一个期刊。现在有了期刊看到它办得老是不如自己原来想的局面，就很焦虑。觉得如果办，有时候可以说非常忧心忡忡。今天听了这么多好的意见，觉得前途还是非常光明，该做的事情很多，有的也是我们曾经讨论的，有些都是有共识的，困于条件无法落实的时候，现在我们处在比较尴尬的局面，稿源受到有很大的影响，来稿质量不太高，我们又很想高起来，在科研系统有地位以后一流作者才可能把自己最好的文章交给你们来编辑。
如果作者来稿质量比较差，我们要定期出刊，我们就在这边推着事情往前走。所以觉得比较尴尬。
下午还有一个环节会讨论具体后面要做什么事。我们对这个事情表态，我们确实很想做好，有的想，前面三个作者讲到，对我们的选稿、给编辑提意见非常有帮助，如何提升稿件，和作者有密切沟通，中国非营利评论研究界局面来说有时候操作起来不太容易，那时候需要作者培养，在编务过程当中，通过编辑队伍，尤其到执行编辑阶段，跟作者共同把文章打造好。
有的文章到最后也没有编出来，作者有所进步，我们自己感觉有所磨砺，会写出好的文章，但是确实需要奉献精神。现在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谢谢！
林奇富：我没经主席允许就发言。确实参加这个笔会收获很大，很早非常仰慕王老师手下的团队，办的刊物非常好，我很早收到他给我邮寄的刊物，尽管我不做这个领域，今天搭建这个笔会，邀请一些文章写得非常好的学者来讲，我觉得收获很大，有一个问题想和吴老师探讨。
为什么有些同感？我去年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访问完回来要建资料库，正好让我协助建中国政治资料库。我在建库过程当中发现实际上这些官方文献资料真的和重要，我开始着手整理人大的、政协的、党的一些原始文献，放到数据库里个。今天特别提到官方文献汇编，我想请教一下，您对这些官方文献五怎么样阅读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阅读过程当中有什么经验可以给我们做分享。官方文献不同人阅读有不同感受，有些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这是帮助我们切入中国问题非常好的角度。所以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吴建平：我刚刚出道没多久，官方文件茶歇的时候和一些同仁聊了一下，有些官方文件比较系统，有些研究官方文件特别少，特别是关于非营利组织这方面，但是工会方面每年会有大量文件，中国工会1978年恢复，每年这么厚一本，还是选编，一直到1995年，1996年开始有年鉴，有的官方文件特别系统，一直几十年，甚至工会在建国以前的、在根据地的都有。我讲讲这种文件我的体会。正是因为有时间跨度，一定是从头到尾读，读文件千万不能跳，关键时刻会发生变化，领导人天天讲这个事，过三四年发现这个事突然不讲了，讲另外一个事，这个事情在起变化，因为官方文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瞻性，未来将怎么办，构成指导性纲领，对后来影响还是很大。
有一种文件是事后总结，当年改革，总结完以后觉得很好，归结为党领导有方等等。这种事后总结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已经发生了，官方给他合法性。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这种东西也是，两者结合契合度。绝对不能跳。一跳关键时刻就掉下来了。
还有一种是从来不谈的，经常和常见的一些词，有些词出来很不一样，一定是发生独特的事。有一段时候讲信息工作，信息收集特别重要，在中央政治体制下信息传递如果是多层级的，肯定是不通顺的。要通过非常规的渠道。有一个工会领导突然讲专门抓信息工作。会出现一些临时文件。
第三我认为读这些东西不能带先入为主的理论研究，大家对西方工会有习惯，摒弃先入为主的一切理论框架，但是理论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东西，西方理论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教条的，一不小心就进入到教条阶段。更多是资料收集的参照，我们不断想，脑子里会想起工会怎么这样。但是读文件的时候发现中国工会是扶贫帮困，中国的春节特别重要，如果春节过不下去一定会起群体性事件，要把群体性事件的时机、空间上打碎掉，这个时候发现慰问这块不是虚的，能够把一些事件往后推，然后逐个击破。
怎么搞群众性合理化建议，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以前讲中国经济增长，讲资本、劳动，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合理化建议，他说我们有职工提出节水节电，每年节省水电费几百万。我们如果以工会先入为主的建议，你会看不到合理化建议、慰问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恰恰是对中国很重要的。
读文件不要有太多偏见读，而是没有条条框框。
第四，一定要有时间跨度，时间度太短一定没有太大的变化，一年之内反应在官方文件当中的变化很少，一定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所以读文件的时候不会觉得枯燥了。甚至提一些，可以当做经典理论书一样琢磨，每个词都有讲究的。以前讲经济发展是第一要义，今年讲经济社会发展是第一要义，背后大有文章可做。
韩俊魁：官老师对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因为那边编辑工作非常专业。我们如何调动公共委员会里的稿件。不是把这些人摆在这里，包括看到志辉写的高层政府行为的探讨，这个很重要，包括写教程的时候是微观、互动角度去写，不是高层去出发。从政治意义上讨论非常有意思。又看到他利用黄仁宇说的官僚系统会自我运作，那这个高层又是怎么回事。比如乌坎事件，中国历史有很多起义，起义之前有很多小的事件，这些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和国际上、东南亚农民的暴力、冲突，这种逻辑到底是什么？学术委员会，包括他们的组稿，编辑团队和他们如何互动？
第二点小意见，我们书名能不能用中国？用国际行不行？建议。这样可以把很多稿源丰富起来。中英文全部放进来，不仅仅限于中文或者英文。这是个人建议。未来几年不仅仅用中国来说事，不仅仅限于中国话语，你的杂志发布范围？谁来看？我们是限于中国、华人圈？还是所有的？以后进入SCI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补充一下，我们看到撒切尔那句话是有出处的，我们不敢肯定是不是一百年，都是大学校长论坛里讲到的，撒切尔在一本书里讲到，中国没有原创性思想，带来全球性思潮影响的人物，不是中国没有杰出学者，也不是指以前孔子老子。给我启发还是比较大。
谢谢！
周延风：我原来想讲的和韩老师很接近，所以我抢过来。我觉得我有三个感受和想法。首先我们受益于王老师搭建平台最多的受益的作者之一。特别感谢王老师很包容、很宽容的学者风范，其实当时也和黄老师、建平一样，当时我们在三年前得到获奖通知的时候，当时还说现在骗子太多了，是不是又哪里来的忽悠的东西，当时很警惕地说你发个邮件给我们，后来发了发件以后看王老师那边过来的，看来还是有谱。因为第一届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当时真的很感激。我们的文章也不是在中国非营利评论发表的，发表在《管理世界》。包括王老师、王老师的团队、《中国非营利评论》有一种包容心态，不是这个平台只是为了我这个杂志，只要做这个研究，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真是特别感激。
这次来特别开心，看到建平、晓春都是非常年轻的老师，而且也都很勤奋，做研究里非常踏实，包括俊魁三个月不洗澡都能承受。也觉得现在这样一批年轻作者这么务实的作者起来，也看到《中国非营利研究》的希望。
再谈一谈刚才的话题，包括仝老师也讲到发文章的事。学校里职称导向，不光是职称导向，要SSCI等等，还有一种奖励导向，要在国际期刊里，奖励你多少万元。现在说实话，现在在国内基本上都很少发文章，都在朝着他奖励比较高的额度奔，今年应该在发文章里，因为在国际期刊发文章，基本上拿到将近九万块钱学术研究奖励。这对作者来讲也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名利人家肯定要考虑，对于我们《中国非盈利评论》如何吸收好的文章进来，我也是特别着急、也觉得有一份这样的责任。王老师现在已经把我吸收为今天下午开会的机构，这样也有贡献自己力量的平台。
我觉得一个方面像韩老师讲的，可以采取一些组稿形式，顾问委员会里大牌教授们，或者不一定要看名利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很有见识的学者，可以采取组稿形式，想办法提升期刊品质。
除此之外在传统也是很好的尝试，能够在做的时候，尽量把信息传播得远一些，发一些英文文章有一些杂志会发邮件给我，希望你给我们投稿，但是是很少的时间，明年欧洲一本营销管理杂志会做营销年鉴，2011年已经把邮件发给大家了。所以可以在组稿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而且范围比较广。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考虑。
刚才韩老师谈到加上“国际”，我有一个看法。我们做一定想办法打出差异化来，在非盈利评论在国际平台里，我们的位置、水准还比较低，但是在中国我们一定是一本杂志，而且有很好的，已经在外面发表七期基础，我们投放那么多人力、财力，专门请美国学者帮助我们我们翻译。这都是非常难得。
能不能从国际化角度突出中国特色，因为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越来越多，包括我本人接触到美国、欧洲的学者、包括香港学者，他们都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们办法打造英文期刊里国际地位，这样也可以帮我们提升《中国非盈利评论》杂志地位。
我就讲这三方面，谢谢大家！
税兵：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就此为止。按照会议安排最后由我做总结。用一分钟时间把会议内容做基本性回顾。
今天一上午的讨论用一个关健词，首先是笔会意义，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一方面包容性，体现在既有编者又有作者，既有年轻作者又有资深前辈。另外有很强的凝聚力。
第二个关健词是体用之争，到底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晓春老师谈到如何强调西方研究和中国融合，建平老师谈到如何用西方理论捕捉、比照中国现实。
第三个关健词是研究进入，来稿原创性、原创的严谨性。体现出世界眼光中国问题。强调在学术谱系当中位置，完全没有在学术谱系当中会出现重新发明马车的情况。
第四个关健词是吴老师精彩发言当中谈到的写作方法。字字真经，归纳起来有几句话，第一有限选题，第二学术永远不能替代论证，第三作者当中永远有读者。对论文的经营。这几句话能够让我们作为年轻学者在今后学术发展脉络里，随着期刊发展共同成长。
最后用王老师的三个忠于做结语：忠于你手中的笔、忠于你的良心、忠于你的读者。谢谢各位老师！笔会到此结束！